了解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演变和中间因素对于促进卫生公平的有针对性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相关证据很少。

2023年7月1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李希团队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在线发表了题为“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mortality and their mediators among generations across four decades: nationwide, population base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ased on the ChinaHEART project”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旨在评估中国1940年至1979年间出生的几代人的不同教育不平等对死亡率的影响，并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中的潜在作用。

该研究发现在中国较低的教育水平被发现与较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死亡率在几代人之间不断增加。改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代谢风险控制，对于减少健康不平等至关重要。

另外，2023年6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王天歌、毕宇芳及王卫庆共同通讯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在线发表题为“Mendelian randomization evidence for the causal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on human longevity among Europea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运用教育、收入和职业的遗传工具(n = 248,847至1,131,881)进行了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以估计它们对父母寿命和自我寿命的因果影响和后果(n = 28,967至1,012,240)。结果表明，每增加4.20年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寿命延长3.23年有因果关系，这与收入和职业无关，并且与自我寿命增加30-59%的几率有因果关系，这表明教育是主要决定因素。相比之下，每高一个标准差的收入和高一个点的职业分别与父母的寿命延长3.06年和1.29年有因果关系，但与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并不是独立的。没有发现收入或职业对自我寿命有因果影响的证据。在59个指标中，每天吸烟、体重指数、腰臀比、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中风、阿尔茨海默病、2型糖尿病、心力衰竭和肺癌在教育对特定寿命结局的影响中分别发挥了实质性的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为纠正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寿命差异提供了干预措施。

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经济特征之一，是其他特征(如职业和收入)的先决条件，在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获得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和其他人群中，受教育程度与死亡风险呈负相关，也被称为死亡率的教育不平等。在20世纪，世界人口的识字率从21%急剧增加到82%，但最近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死亡率的教育不平等有所增加。

了解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演变和中间因素对于促进卫生公平的有针对性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相关证据很少。很少有研究长期调查与教育有关的健康不平等，例如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教育取得前所未有发展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虽然以前的研究表明，教育对死亡率的影响部分是由行为和代谢因素介导的，但具体因素的贡献和人口亚群(如不同世代)的异质性尚未得到很好的评估。

总体人口中研究参与者的教育构成、性别和城市化程度（图源自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该研究将来自“中国健康评估与风险降低”(China Health Evaluation And risk Reduction through national Teamwork，简称ChinaHEART)项目的约128万成年人的数据根据出生年代分为四组，以评估不同代人之间教育不平等在死亡率方面的差异。该研究还旨在调查社会经济、行为和代谢因素作为潜在中介的作用。全国范围的，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该研究在中国大陆所有31个省份开展中国健康评估与风险降低(ChinaHEART)项目。研究中，1 283 774名年龄在35-75岁之间的居民，分为4组，分别出生于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主要结局指标不平等和全因死亡率的相对指数。该研究在中位3.5年的随访期间(四分位数间距2.1-4.7)，记录了22 552例死亡。在四代人中，较低的教育水平被发现与较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与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参与者相比，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风险比在1940年代队列中为1.4(95%可信区间为1.2至1.7)，在1950年代队列中为1.8(95%可信区间为1.5至2.1)，在1960年代队列中为2.0(1.7至2.4)，在1970年代队列中为1.8(1.4至2.4)。

死亡率的教育相对不平等指数从20世纪40年代的2.1(95%可信区间1.9 - 2.3)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的2.6(2.1 - 3.3)。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因素的中介比例为37.5%(95%置信区间为32.6%至42.8%)，行为因素的中介比例为13.9%(12.0%至16.0%)，代谢因素的中介比例为4.7%(3.7%至5.8%)。除社会经济测量外，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作用在年轻一代中减弱。

总之，在中国，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死亡率在几代人之间不断增加。改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代谢风险控制，对于减少健康不平等至关重要。

原文链接：

https://www.bmj.com/content/382/bmj-2022-073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