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口锅、一块肉、一颗菜”，为何能成为“人气国宝”？

受展厅面积所限，台北故宫通常每3个月会换一次展品，即便这样，要把这里所藏60余万件稀世文物逐个儿在世人面前亮个相，也至少需要30年时间。在不同时间前往，所看见的展品很可能完全不同，而唯一不会撤展的则是三大镇馆之宝——毛公鼎、东坡肉形石和翠玉白菜。

台北故宫

一口锅、一块肉、一颗菜，难不成是要涮火锅？可是，这三件与吃有关的文物，的确是台北故宫的“人气国宝”，是文物爱好者赴台必看的文物珍品。其背后不仅蕴含着国人别样的审美情趣，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口锅（毛公鼎）

毛公鼎

作为古代的炊器，鼎通俗说就是一口煮肉的大锅。而毛公鼎不仅仅是一口普通意义上的“大锅”，它是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中国有两件青铜器之最，其一为后母戊鼎，是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就是毛公鼎，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毛公鼎内刻铭文

相比于“不会说话”的青铜器，器上的铭文就仿佛是打开历史的“密语”。毛公鼎仅30.75厘米的鼎身内壁，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是现存商周两代7000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文字最多的一件。

毛公鼎拓本

从铭文的内容来看，叙事完整且记载翔实，为研究西周晚期政治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大意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叔父毛公，要他忠心辅佐，以免遭丧国之祸，并颁赠命服厚赐，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铭文拓片

除了铭文多、内容好之外，毛公鼎其铭也在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在流传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少离奇曲折的故事：

陈介祺

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庄白村，北京城中著名的古董商店“永和斋”主人苏兆年、苏亿年兄弟闻讯后，立即携巨款去了西安。付了定金后（尚未运至北京），苏氏兄弟为它量了尺寸、称了重量、数了铭文的字数（当时青铜器的买卖以品质、古老、铭文字数的多少论价），转手高价卖给了京城的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

陈介祺买定后将其运抵家乡，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他对鼎的铭文作了研究，写成了《毛公鼎释文》。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将此鼎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不久，清朝遗老端方在革命的风浪中惊恐而死，他的不孝子孙为了逃命，顾不得家传珍宝，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

任北洋政府铁道部部长时的叶恭绰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叶恭绰常因公务而到处奔走。一日，他在苏皖交界处的一家古董铺里见到一个古鼎，凭借丰富的文物知识和古文字的解读能力，叶恭绰确认这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毛公鼎！他不露声色地同铺主商谈了价格后，立即赶回上海筹款。成交后，叶恭绰把它运到了上海的家中。

叶恭绰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多方打探宝鼎的消息。1937年11月，叶恭绰把所有的收藏品藏妥后去香港避难，不料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来，叶公超的家人把一个青铜鼎交给日军宪兵队，叶教授获释。经日本的青铜器专家鉴定，叶家所交的鼎是一般铜鼎的仿制品，叶教授仍受到监视。

抗战时期的文物转移

直到1941年的夏天，日本方面一无所获，密探对叶教授的监视有所放松。一天，叶教授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把毛公鼎运出上海，辗转到达香港，把它交到了叶恭绰的手上。不久，香港因沦陷而紧张起来，叶恭绰找了一位德国友人，想方设法再把毛公鼎运回了上海。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公鼎”

经过这一番重大的折腾，叶恭绰的生计也发生了困难，出于把宝鼎转移的目的，他以300两黄金将毛公鼎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字伯陶），附加条件是抗战胜利后要上交国家，陈咏仁同意了。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后在1948年被国民党运送至台湾，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块肉（东坡肉形石）

肉形石，系天然石种，多数属沉积岩，是在地质运动过程中与其他矿物质接触色化而成。台北故宫的这块东坡肉形石是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一块玛瑙，由清代阿拉善郡王阿宝进贡给康熙皇帝。整块石头高6.6cm，长7.9公分，放置在盘子上乍看之下，极像一块肥瘦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色泽油亮的“东坡肉”，令人垂涎欲滴。

西方美学家赫尔德认为：“任何自然的物品都有自身的美。”肉形石的自然美，除了符合在质、形、色、纹方面的共性要求之外，还有特殊的审美取向，主要体现在视觉和味觉方面。如圆润要好于僵直、规整要好于畸形、殷红要好于灰暗、焦黄要好于黑绿、熟软要好于生硬、绵烂要好于塞牙等等。所以，在肉形石的鉴评实践中，既要考虑其天然要素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其特殊性。

因为皮肉之色质太过逼真，很多人曾质疑过此肉石的色彩纹理并非天然形成。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的杨伯达也有此疑虑，推测很有可能经清代苏州盛行的“琥珀烫”工艺处理过。

“琥珀烫”一说，首见于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虽然未记载具体工艺方法，但说明了这种琥珀烫的工艺特征在于：其染色技法只是浮于表层，未能深入肌理。而光绪年间的一本玉器专著《玉谱类编》则解释了“琥珀烫”的工艺原理：即利用融化的琥珀在玉石表面高速反复擦拭，从而令其表面生成红褐皮色。

不难看出，这种琥珀烫的工艺手法，其形成的皮色灰呈现出斑点状分布，且着色不均无法深入玉石深处。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东坡肉石，其质地属于戈壁玛瑙，其硬度在7以上，质地坚密。而且其半透明的表皮红褐色，均深入肌理，纤毫毕现，与琥珀烫不符。

一颗菜（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是利用玉料本身色彩变化而雕琢，工匠利用翡翠色彩顺势而为，将绿色的部分雕成菜叶；白色的部分做成菜帮；筋脉分明，鲜活欲滴，就像一颗刚刚水洗后的脆生生白菜，仿佛指甲一掐就会出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白菜上还有两只昆虫，其学名为螽(zhōng)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蝈蝈儿”。

有意思的是，这件文物在台湾民众以及专家眼里有着完全迥异的看法，在2002年网络票选最受大众欢迎的十大文物中，翠玉白菜拔得头筹，但在专家评选的十大国宝中，却没有它的位置。在专家眼里，它顶多算是一件“重要文物”而无法上升到“国宝级别”，其年代在清朝、材质只是中等、工艺也并非无可替代。

清乾隆早期，青绿色的翠玉并不受到欢迎。但到了乾隆晚期，翠玉的价格开始高升，这可能与乾隆年间曾攻克金川（今四川境内），让翠玉产地至中原的交通畅通有关。乾隆到嘉庆年间虽然有许多翠玉，但没有得到皇室的喜爱，直到光绪时期，因为慈禧太后相当喜爱翠玉，翠玉终于在宫廷中流行起来。

翠玉白菜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一说是翠玉白菜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一同入宫的嫁妆，并摆放在瑾妃居住的永和宫中。

而这背后的文化意蕴则有三点：

其一，白菜谐音“摆财”。瑾妃与珍妃同时被选入宫中，其父为礼部左侍郎长叙，因此也是名门之家，寝宫中放置翠玉白菜既能彰显身份地位之富贵，又祈愿财源广进。

其二，白菜叶色青翠，根部白皙，青白二者寓意清清白白，对于古代未出阁的女子“清白”之重要就不用赘述了。

其三，两只小蝈蝈在《诗经》中被称为“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生殖能力强，因此这里寓意希望瑾妃能够为皇家开枝散叶，绵延子嗣。

所以，在这件精巧的玉雕上，几乎表达了古代名门望族对于即将嫁入皇宫的女儿的所有美好祝愿。

翠玉白菜最初是立着种在珐琅花盆里的，让人感到相当违和，毕竟一般白菜是不会种在花盆里的。后来珐琅花盆与灵芝被收在库房，将白菜放在木架上，才让翠玉白菜精致的雕刻完整的展现出来。

游客在台北故宫围观翠玉白菜

最后，至于为什么“一锅、一肉、一菜”能成为三大镇馆之宝，其实不难理解：了解文物最大的障碍在于自身知识的匮乏，作为普通民众而言，如果缺乏对文物自身乃至时代背景的了解，就会停留在“看都不懂就不看了”的程度，因此相比于晦涩难懂的书画、古朴沉重的青铜器，东坡肉石与翠玉白菜，不仅造型夺目且寓意吉祥，很好的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因此其成为“人气国宝”也是在所难免。

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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