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天津教案”看晚清民众的排外热情

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曾讨论过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人都陆续来到中国。商人们来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谋求特权和让步；唯有传教士与他们不同，不是为了获得，而是要给予利益。至少在表面看来，他们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的。为何他们反而却在社会中引发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

当费正清教授处于西方文化的立场去探讨这一问题时所给予的答案，自然不会契合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时的视角。若论起在当时社会中围绕教会而致使的中、西方间最激烈的冲突，莫过于发生于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了。我们就不妨以此事件为核心，一窥其中的究竟。

“天津教案”发生的社会基础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发生于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呢？这个问题，今天恐怕是很难说清楚了。只是天津之所以成为了此次教案的发生地，却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占领。第一次是在一八五八年谈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是在一八六零年，谈判北京条约的时候。甚至于在条约签订以后，仍有一支英法联军驻扎在大沽，有五年之久，直到一八六五年方才撤走。

外国军队的存在，总是极容易引发民众怨愤的。且不说军纪如何，他们所昭示出的胜利者的傲娇，以足以使当地的民众愤恨不已了。更加火上浇油的是，法国人还在一八六零年强占了天津的皇家离宫，作为他们的领事馆。他们的这一行为极大的颠覆了几千年来深埋在民众心中的皇家的权威，亦在民众的心里埋下了极大的恐慌。可以说，此时已然为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天津教案”发生的导火线

西方的传教士是尾随其后来到中国的。

一八六九年，法国人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起了维多利亚圣母院的教堂和育婴堂，即接下来教案将要发生的教堂。而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却是那些本意并不坏，甚至我们都可以说是很善良的修女们，为了救助中国的孤儿，才造成的无心之失。

为了鼓励更多的孤儿被送到教会，她们想了一个办法，为每一名被收养的孤儿付出一笔奖金。不得不说，这是个愚蠢至极的馊主意。正是这笔奖金，极大的刺激了一些坏蛋们去“迷拐儿童”。据说，后来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被野狗从坟墓里拉了出来，也是因为一些拿到钱的坏蛋们为了省事，埋藏较浅，才被野狗循着气味找到所致。

更糟糕的是，由于修女们的护理经验不足，本身已经有较高死亡率的时候，又遭遇了五月间的流行性疫病。很多儿童因此丧命。当民众们看到被野狗拉出的“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的儿童的尸体时，曾经一度流传过的，洋教士“迷拐中国儿童”，“剖心挖眼做药引子”的谣言，很快再次席卷而来。

谣言的根源是出自一本名为《打击堕落洋教》的小册子。据说这本小册子的素材，是基于一本于一六二四年发行过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指责传教士杀害中国儿童，并且用他们的眼睛及身体的器官做药，做出来的药据说是可以冲洗照片，或点石成金。

这种“用眼睛及身体器官做药”的谣言，不止在民众中，就是在当时的士大夫之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基础。以至于魏源竟堂而皇之将其写入了他的《海国图志》一书里。

“天津教案”的发生

在五、六月间，天津地区又连续发生好几起迷拐儿童的案件。

直隶河间擎获拐犯王三，静海擎获拐犯刘金玉，他们的供词同时指向案发的教堂。后来又擎获的拍花犯安三，还是一个天主教教民。另一个迷拐犯武兰珍更有供词称，他是受了天主堂教民王三的指使，每迷拐一个，给予酬洋五元。又联想到不时被野狗拉出的儿童的尸体。民众甚为哗然。

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该育婴堂进行调查，业已查明谣言并不属实。这天下午，“教堂之人与观看之众闲人，口角相争，抛砖殴打”，同时法国领事馆也聚集了部分民众。性格暴躁的法国公使丰大业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要求为修女们平反，要求官府派兵弹压。民众又很快围住了通商衙门。丰大业遂冲出门外，并开枪射杀了静海知县刘杰的家人高升。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打死丰大业及其助理西蒙。遂引发了“天津教案”。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是法国领事丰大业自恃为“胜利者”的傲骄的姿态，修女们不明智的行为及民众的误会共同催生了发生于一八七零年的“天津教案”。其中亦不乏有文化上的冲突，我们放到最后来讲。只是当此事件见诸于《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时，舆论一致认为，醇亲王、曾国藩等的清廷重臣，才是致使“天津教案”发生的真正的幕后推手。似乎连慈禧老佛爷都不能洗脱得干干净净。

如，当愤怒的民众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无法通过被崇厚拽起的浮桥时，恰好记名提督浙江总兵冯国瑞于此路过，命人将浮桥搭上，民众才得以通过，遂杀死修女，放火烧毁了育婴堂。

事实上，在此前的两年中，类似的教案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和台湾等省份都有发生。倘若要追问个究竟，似乎应当归因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坚持要求在自己与清廷签订的条约里加入神职人员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才有了英国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他们的商人和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意定居。并且法国人是采用欺骗的手段，使得清廷最终批准这一条款的，因此而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

直至今日，在西方人留下来的资料中，都一致坚信一切涉外冲突的事件中，都是有清廷操纵的影子的。只是，在国人留下的资料中，似乎并不见如此的端倪。

结语

笔者倒觉着，更多的似乎应是出自于文化上的冲突的。

当修女们开始出现在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度，甚至堂而皇之尾随着男性的神职人员出入各种公共场所，已然违背了这个国度里对女性最基本的文化定位。他们在民众中传教。并鼓励他们在中国的教民背弃曾经尊奉的一切传统。于是这些传教士和教民在传统中国民众的眼里，就成为了破坏中国风水，鼓励妇女不守妇道的毒瘤。作为反击的措施，自然便有被激怒的中国民众，公然攻击传教士、烧毁教堂等事件了。

甚至于在中国的传统读书人看来，西方的传教士不尊孔孟，以及其他圣人先贤。又不像中国传统的出家人那样“四大皆空”。甚至还要积极涉足世俗的事业，就不得不令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唯恐自己赖以立身的根本发生动摇了。